马德兰知道芳汀的真情和悲惨遭遇后，感到十分内疚，也深深地被她感动，于是决定要照顾她们母女俩。有一次，恶少把雪团塞进芳汀的衣衫，芳汀反抗，却要被警察沙威监禁。马德兰出面干涉，沙威是冉·阿让在狱中的警长，认为罪人永远是罪人，一直对冉·阿让穷追不舍的沙威认出了马德兰就是当年的苦刑犯。他写信告发，却没得到理睬。马德兰将芳汀救出后，把她接到工厂的诊所请人照顾，立即给泰纳迪埃夫妇去信，还寄了一笔钱，让他们把柯赛特送来见病重的母亲。贪婪的夫妇俩却一再拖延，用各种名目骗马德兰一次又一次的寄钱。眼见芳汀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马德兰十分着急。正在他为此事伤神的时候，另一件烦心事又接踵而来。

当地一个叫尚马蒂厄的老头被当成冉·阿让正在接受审判，冉·阿让于是陷入了矛盾挣扎中：如果承认自己的身份则会被捕，无法照顾芳汀母女；如若不承认，一个无辜的人就会为自己所累，被捕入狱。良知最终战胜了一切，他毅然走上法庭，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冉·阿让因此又开始被通缉。他来到芳汀家中，沙威带人前来逮捕他，芳汀受刺激死去。冉·阿让也再一次被投入狱中。

但没多久，冉·阿让从监狱中逃了出来，去蒙费梅找芳汀的孤女柯赛特。几经波折后，他终于在圣诞节找到了正去泉边打水的柯赛特。跟着女孩回到旅馆后，他亲眼目睹了女孩的悲惨生活，于是立即从狠毒的夫妇俩人手中救出了可怜的小柯赛特。带着她来到巴黎。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冉·阿让带这女孩逃进了巴黎市郊的一个修道院，在那里将她抚养成人，他们两人也在那里过上了暂时的平静生活。

好景不长，几年后，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长大后的柯赛特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在公园里遇上具有共和思想的年轻人马里尤斯，两人一见钟情。马里尤斯原先受到外祖父吉尔诺曼的影响，是个保皇派。他的父亲蓬梅西是拿破仑手下的爱将，拥护共和，在滑铁卢之战中立了战功，被封为男爵。吉尔诺曼敌视女婿，不让他与马里尤斯见面，否则要剥夺马里尤斯的继承权。蓬梅西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只得忍气吞声，只能趁儿子上教堂之际，偷偷去看儿子。他快去世时才给儿子留下遗嘱，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儿子。马里尤斯受到震动，暗地里查阅书报，了解到父亲的英勇事迹，终于改变立场，离家出走，接触到“ABC之友社”的共和派青年，很快加入他们，成了一个共和党人。

起先，这位共和派青年并不知道他爱上的这名少女名叫柯赛特，也不知道和这少女在一起的先生是冉·阿让。他找到柯赛特的住处，向她倾诉衷情，他俩常幽会，但马里尤斯的外祖父不答应这婚事，马里尤斯终于和外祖父决裂。1832年6月，ABC的成员都投入起义。冉·阿让此时也知道了柯赛特与马里尤斯的恋情，深受打击的他收到马里尤斯来信后也来到街垒加入了战斗。

战斗中，冉·阿让放走了被俘的警长沙威，还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他的行为终于感动了沙威，使他相信犯过错的人真的会幡然醒悟，重新做人。战斗激烈，许多战士身亡，马里尤斯身受重伤，冉·阿让从下水道将他救离险境，送到他外祖父家中。但当时身负重伤的马里尤斯并不知情。他外祖父看马里尤斯安然无恙，答应了他和柯赛特的婚事。在两人成婚的第二天，冉·阿让将自己的身世向马里尤斯和盘托出，后者知道了大为震惊，对他冷眼相看。连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孤女也误解他，离开了他。多年来舍己教人，最终却连多年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也误解自己，伤心的冉·阿让抑郁成疾，终日只有孤寂与他相伴。

而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马里尤斯才知道冉·阿让原来是自己一直寻找的救命恩人，连忙去接他来同住，但冉·阿让此时已经生命垂危，最后在柯赛特和马里尤斯怀里与世长辞。

作者序

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二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雨果自己的好友维克多年轻时的逃亡生活。到1828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早在1828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1806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湿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形。在1829年和1830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1832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用全方位的目光和思想，重新审视、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增添大量新内容，最终完成此书，他弃之书名《苦难》，而选择《悲惨世界》。

冉·阿让

冉·阿让不但是统领《悲惨世界》全书的一号主人公，而且是雨果善良与博爱的象征，是比声名显赫的英雄更伟大的无名英雄。冉·阿让从一个逃犯发展成为英雄主要经历了四个步骤。首先，他在离开米里哀主教后干了一件让他懊悔的事情，就是抢了一个小孩的硬币；接着他救了被别人错当成是他的难友；后来他在知道结果可能会使他失去与他相依为命多年的柯赛特之后，却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柯赛特的情人马吕斯；最终他因为担心会影响柯赛特的前途而在她与马吕斯结婚后与她脱离关系。冉·阿让与警长沙威之间也发生了多次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冉·阿让成为市长并且是沙威的上司的时候，第二次冲突是在德纳弟家中被捉住差点送命，第三次冲突是在街垒中和逃出地下暗渠之后二人的碰面。还有当冉·阿让带着柯赛特四处躲藏的时候，他与沙威虽然没有碰面，但冲突却无处不在，其间有多次扣人心弦的历险经历。

米里哀主教

米里哀主教是来源于现实素材的人物，他不仅是米奥里斯主教的写照，还是作者雨果的真实写照，代表了雨果的观点。虽然米里哀主教在书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他是人道主义的象征。正是米里哀主教的善良与博爱感动了冉·阿让，促使这个陷入歧路的犯人走上正路。

芳汀

芳汀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女主人公。她的不幸境况是冉·阿让与沙威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冉·阿让尽心寻找柯赛特，并为柯赛特奉献和牺牲的原因。芳汀的经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单纯善良的乡下姑娘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却被无情的青年诱骗。芳汀被抛弃后，却发现已经怀孕。人们从乡村涌向城市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芳汀善良高尚，却饱受磨难，被冷酷的社会排斥。为了养活孩子她不惜卖掉头发和牙齿，甚至沦为妓女，她的孩子却备受虐待，想和孩子团聚却无法实现。

沙威

沙威警长对冉·阿让的追捕使全书充满悬念和戏剧效果。沙威出生于监狱中，是犯人的后代。沙威象征当时可恶的法律和秩序。他是维护当时落后腐朽法律和秩序的偏执狂，哪怕他发现可能因此产生错误和残酷的严重后果，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也会在所不惜。沙威是当时社会病态秩序的真实写照。在多次接触中，沙威逐步发现冉·阿让不符合他头脑中固有的罪犯模式，他的精神世界随之坍塌。雨果细致描绘了沙威内心的痛苦和迷惑。沙威的自杀完全符合当时顽固派的逻辑，他的头脑根本无法适应不同的观念，无法调和职责与人性的冲突，最终选择自杀。

马吕斯和柯赛特

马吕斯和柯赛特是一对情侣。这对青年情侣的人格正是雨果所追求的善良和博爱理想的化身。人们坚信马吕斯和柯赛特这对年轻情侣会为米里哀主教的博爱理想去努力奋斗，并最终取得成功。两个有情人以其轻松迷人的情节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所强调的严肃与欢乐融合的特点。柯赛特的个性柔和温顺，她对情人非常恭顺，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除了对情人的爱与对“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冲突以外，柯赛特对冉·阿让也百依百顺。马吕斯是雨果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那时他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复辟王朝的街垒战。因此，作品中马吕斯说的话就如同雨果在阐述他本人的观点。马吕斯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情人与英雄的结合体，他为了爱情和理想，宁愿牺牲和奉献自己。例如马吕斯对ABC政治俱乐部的朋友们忠心耿耿，还为虽然救过他父亲但行为异常诡秘、人面兽心的德纳弟提供帮助，对这些他都丝毫不顾及自身的利益和安危。雨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坚信历史会一步步地前进，他在这对年轻情侣身上看到了用冉·阿让和芳汀所作的牺牲换来的成果。一代新人换旧人，但离去的一代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在雨果看来马吕斯和柯赛特都是未来的希望：这对青年终将绕过资产阶级安于现状和自私自利的小路，走上冉·阿让的人道主义大路。

爱潘妮

爱潘妮是德纳第太太的女儿，从小在一个畸形的环境中长大，所以环境的熏陶和家庭的变故让爱潘妮成为泼妇、小偷、乞丐和妓女的综合体。但是爱潘妮在面对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本来应有的活泼、善良和勇敢。如果爱潘妮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成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或许她会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女孩。芳汀和爱潘妮的遭遇很是相似。不幸的是爱潘妮不仅生错了时代，更出生错了家庭。虽然芳汀没有名字没有父母，至少不用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虽然爱潘妮比芳汀更勇敢，但是却都是两个悲惨的女人，最后的结局都让人落泪。

小说展示了一幅广阔而典型的19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画面，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穷困生活，对他们的遭遇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也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控诉。整部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在细小的搏斗中，会有许多伟大的行动。在黑暗中对付生计和丑恶的致命侵犯，要步步防卫，表现出坚忍不拔而又鲜为人知的勇敢。高尚而隐秘的胜利，不为人所见，不能扬名，也没有鼓乐欢迎。生活、不幸、孤独、遗弃、穷困，无一不是战场，无一不产生英雄；无名英雄，有时比著名的英雄更伟大。”这可能是维克多·雨果对《悲惨世界》的最好定义，在穷人的绝望上投下一束光，将不幸的灵魂上升为伟大的灵魂。

小说以冉阿让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雨果在说的序中就指出了19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困难的处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予了有力的批判，歌颂了法国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浸透着作者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悲惨世界》的主题是写人类与邪恶之间不懈的斗争，人类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将一同走向幸福，但要经过苦难的历程。书中穿插当时法国革命动乱的背景和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很多细节都有论及，比如俚语，下水道和女修道院等情况。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悲惨世界》以冉·阿让出狱后的种种经历贯穿全书，深刻反映了时代的问题。雨果在作品中融入了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到反对“七月王朝”的人民起义这一阶段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作品不仅描述了获释犯人冉·阿让和流浪妇女芳汀的不幸生活以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的悲惨遭遇，而且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却受歧视和压迫的不公平命运。雨果还在作品中揭露了当时残酷不公的法典和秩序，猛烈抨击了那种人们饿死可以而偷面包却要坐牢的社会制度，谴责了那些安于现状和铁石心肠的市民在面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时的那种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

结构

《悲惨世界》规模宏大，人物形象近百人，约120万余字，分五部分，标题分别是《芳汀》、《珂塞特》、《马吕斯》、《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冉·阿让》。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冉·阿让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19年苦役，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后来因受到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米里哀主教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帮助女工芳汀，从德纳第手中救出并抚养孤儿坷塞特，经下水道救马吕斯，宽容释放迫害自己的沙威，参加巴黎人民的起义。冉·阿让的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一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是对传统单一情节、个人史诗的继承与发展。小说的主题、雨果注意的中心是下层人们的悲惨，其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冉·阿让与这些联系最密切，是最主要的线索情节，是串通情节、连接其他人物的关键。贯穿小说始终的另一线索是侦察员沙威。沙威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安排不但体现了雨果的对照原则，而且在对沙威的最后处理上，雨果不像巴尔扎克那样把各条线索纳入一个框架，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通过“拱门”，而是让这一细流归入冉·阿让的大流。这当然不单是为了结构的处理，而是为了体现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与理想，企图从另一方面证明人道主义的强大感化力。应该说沙威对后来复调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雨果还常常把其他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顺手拈来”揉进自己的小说中，米里哀、芳汀、坷塞特、马吕斯、德纳第及其他许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之间被悲惨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犬牙交错，独立成文，既可拆开分离出去，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小说的结构可以用这样一幅图来表示，冉·阿让是一根主轴，是“人道主义的传播者、体现者”。“人道主义的对立者”沙威是隐在的副轴；卞福汝主教是“人道主义的源头”，给予原动力；芳汀、坷塞特、马吕斯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的接受者”，是围绕轴转动的环；以德纳第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是这一系统的摩擦力，是人道主义的阻力。整个系统具有整一性、对称性，同时还具有开放性，围绕着的圆圈还有无数个看不见的环。或许作者的理想是那样的：更多的人通过人道主义从邪恶走向善良，以精神上的完美来促进生活的完美。描述圆环的多少及其每一圆环的“粗细”，作者在表达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加以灵活改变。这一点从对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的叙述上可知。格夫罗舍跟小说的主人翁冉·阿让等联系都不是很紧密，可以说写不写他、写他的笔墨多少对小说的结构没多大影响。如果作者是为了写儿童的悲惨，坷塞特的描述已是代表，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了。但雨果在小说中写了“小格夫罗舍”、“格夫罗舍外出”几个大的篇章，特别是写小格夫罗舍在替战斗者去街头收集子弹时被敌人射中，临死时还唱着嘲笑官府的歌曲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成功地塑造了法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儿童形象。

《悲惨世界》的主体故事即冉·阿让的遭遇，从1795年开始。但叙事时间对历史的反映延伸得更远，米利埃主教的经历与国民公会代表这一形象把读者带到阶级斗争严酷、个人命运难以预料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小说接着米利埃女主教与冉·阿让进入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所开辟的历史时期。后来又广泛地反映了19世纪前半叶法国社会的重大政治事件。对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革命起义的描写，极为详细，占了很大的篇幅。全书五部中有三部写到他们的活动，特别是第四部和第五部的第一卷更是集中地描写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对滑铁卢战场的描绘也着墨较多。1815年的激战、《在一八一七年内》、1830年的革命等“几页历史”，这些都给读者展现了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矛盾。其他的历史时间，作者稍微提及甚至忽略。综观全书，雨果对战役、起义都是作全景式描写，在这里思想和风格是相当的。对冉·阿让个人的叙述也是如此，作者花了几大章节去写冉·阿让面对商马第事件的彷徨与苦闷，每一次抉择都极力描写冉·阿让的心理思考；而冉·阿让变成马德兰厂长的过程，冉·阿让落海后的经历等，作者反而寥寥几笔，做了戏剧化处理。历史事件的描写一方面写明人物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时间，另一方面表明历史事件对人物命运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雨果把故事的历史时间延长或压缩变成叙事时间，充分体现了雨果历史家的大手笔，他力图以史诗的气魄和规模去再现社会和历史，使《悲》成为一副历史壁画。

心理描写

与后世文学作品的心理描写相比较，《悲惨世界》的心理描写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首先，在《悲惨世界》中，雨果的心理描写带有强烈的主观特征。人物的心理几乎全部由他转述，内心独自的成分虽有，但是有时很难分清哪些是雨果的哪些是他笔下人物的，两者交织在一起。他像全知全能的上帝洞察人物的一切心理，如“脑海中的风暴”中，“事情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这样承认：他在监牢里的位子还是空着的，躲也无用，那位子始终在那里等待着他……拖他，知道他进去的一天，这是无可避免的，势所必至的。随后，他又向自己说：在这时候，他有了一个替身，那个叫商马蒂的东西，活该倒运，至于他，从今以后，可以利用那商马蒂的身体去坐牢，冒马德兰先生的名生存于社会，只要他不阻止，别人把那个和墓石一样一落永不再起的罪犯的烙印印在那商马蒂的头上，他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在这里，冉·阿让而对既定的事实企图逃避和坐视不理的内心活动都是通过雨果之口间接的表达出来，“他”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表明了雨果的全知全能的立场。在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中，雨果往往不可抑制地深入其中做出合乎道义的评价，他很直接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甚至有时还要游离于人物的心理活动之外作一番议论和补充。譬如，当冉·阿让而对商马蒂事件独处而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时，雨果生怕读者不能理解冉·阿让的行为就插话其中进行解释：“我们暂时不必谈的太远，为了全面了解，我们得先进行一种必要的观察。人向自己说话，那是确有的事，有思想活动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在这一章书里，时常提到“他说，他喊道”这样的字眼，我们只应当从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去理解它们。人向自己述说，向自己讲解，向自己叫喊，身外的寂静却依然如故。……心灵的存在并不因其完全无形无体而减少其真实性。”在小说中，雨果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评头论足屡见不鲜，他兼有作家与读者的双重身份，他既能探求每个人物的内心奥秘，又能以接受读者的身份对每个人物行为的是非对错给予充分到位的评述。

其次，雨果的心理描写比较集中，往往是大段大段的，篇幅相当长，滔滔不绝，激情满怀，不厌其烦。这和以司汤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现实主义小说那里，心理描写随时随地而又十分简短，作家的描写也趋于冷静客观和理性，而不像雨果那样一旦着笔就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气势磅礴。在悲惨世界中，长达一节的心理描写比比皆是，前面提到的“脑海中的风暴”和“沙威出了轨”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例，其余的如主教留宿了冉·阿让，冉·阿让却出于愤恨的情绪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后被抓，但主教仁爱慈悲宽恕了他的罪行并放走了他，他在逃走的过程，他的内心产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感触，开始时怒不可遏，后来为恶的决心动摇反而感到不安，到最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赖而心碎，流出生平的第一次眼泪，开始痛改前非，作家也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冉·阿让内心的剧烈搏斗和厮杀，把他灵魂中的善与恶、人性与兽性完完全全的再现于读者面前，大量的心理描写能让读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

《悲惨世界》是雨果创作高峰时的巨著，是雨果现实主义小说中最成功的一部代表作，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说它较之《巴黎圣母院》更为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末期为故事背景，通过曲折的手法反映当时的法国社会，而《悲惨世界》则直接描绘了19世纪初期，即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因此更具有现实感；《巴黎圣母院》集中描绘流浪者、乞丐、孤儿等下层人民，而《悲惨世界》则把视角从穷人扩展到社会渣滓和共和派，视野远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意蕴厚实得多。

《悲惨世界》还被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从1907年到1957年中，世界各国曾十五次把《悲惨世界》改编成电影。1907年法国百代影片公司第一次将《悲惨世界》改编成电影之后，法国又三次重拍。1909年，美国维太格拉夫影片公司第一次拍摄《悲惨世界》，以后又重拍了五次。三十年代，以《孤星泪》为题，翻译到中国来。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苏联、墨西哥、埃及、印度和日本，还有意大利、德国均各自将《悲惨世界》改编并拍成电影。

音乐剧《悲惨世界》取材于雨果的同名小说，1978年在法国诞生，1980年首演。1985年，该音乐剧被改成英文版，由麦金托什制作公司搬上伦敦舞台，并于两年后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由此开始了其风靡世界的历程。《悲惨世界》是音乐剧界“四大名剧”之一，并和《猫》《歌剧院魅影》等一起被尊为“20世纪音乐剧经典作品”。

2020年4月，《悲惨世界》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高中段。

《悲惨世界》用多种文字翻译，传遍全世界。

1903年，苏曼殊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题名《惨社会》，1903年10月8日连载于《国民日日报》，署名“法国大文豪嚣俄（雨果）著，中国苏子谷译。”，至12月1日，因报馆被封停刊，前后11回。1904年，改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时增加至14回，署名“苏子谷、陈由己（陈独秀）同译”。此书未忠于原著，自第7回起，更杜撰情节，篡改处极多，文中竟然出现孔子和小脚，表现出对清朝政府强烈痛恨。陈独秀续译12至14回。

李丹、方于夫妇从1958年至1984年翻译《悲惨世界》五卷，这是中国第一套《悲惨世界》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1958年；第二卷，1959年；第三、四卷，1980年；第五卷，1984年）。

维克多·雨果，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1802年生于法国白桑松，上有兄长二人。1816年，雨果在16岁时已能创作杰出的诗句，21岁时出版诗集，声名大噪。

1845年（43岁），法王路易·菲利普绶予上议院议员职位，自此专心从政。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雨果于此时期四出奔走鼓吹革命，为人民贡献良多，赢得新共和政体的尊敬，晋封伯爵，并当选国民代表及国会议员。等到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对此大加攻击，因此被放逐国外。此后20年间各处漂泊，此时期完成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同名音乐剧即依此小说改编而成。

1870年法国恢复共和政体（第三共和），雨果亦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法国。

1885年，雨果以83岁高龄辞世，于潘德拉举行国葬。